“五年前，100多个博士青年骨干一天多时间内集体请辞，跨出体制。”回想博士们那段破釜沉舟的历程，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核能院院士、凤麟核创始人吴宜灿感慨万千。这位研究核科学40余年、在中子输运理论与核安全领域贡献卓著的院士，多年来一直秉持“做有用的科研”的理念，希望让中子技术进入寻常生活。
五年时间，他指导团队在重庆、青岛、南京、安庆、湛江、合肥落地了6个基地，团队规模扩大到800余人，研发出“云光宝刀”系列产品，将多年中子科学研究成果应用到高精度无损检测、油气与矿藏勘探、肿瘤精准治疗等领域。谈起这番事业，吴宜灿充满激情。他说：“以前我的偶像是爱因斯坦，现在改成马斯克了。”
近日，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新年论坛期间，吴宜灿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他谈到，“做有用的科研”并不是排斥前沿探索和基础研究，而是强调前沿探索应立足可预见需求与关键瓶颈，锚定贡献认知、沉淀能力、形成转化三重“有用”价值之一。
在他看来，核能在未来能源格局中至少可以扮演三重角色：一是低碳、可调度的基础电力支撑；二是支撑电气化与高负荷用能（包括AI算力中心）的可靠电源；三是高品质工业热源（制氢、化工、冶金等）。
谈及当前AI爆发带来的核聚变热潮，吴宜灿表示“资本可以加速，但不能跳级”。当前各技术路线仍存在关键物理环节的验证不确定性，必须艰难跨过物理与工程门槛，并经过可靠性、可维护性和经济性的实际检验。
“做有用的科研”与原创性突破
《21世纪》：2020年，你带领凤麟核团队将多年中子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全面投入应用中。促使你走向产业的最大动力是什么？希望做成什么事情？
吴宜灿：做有用的科研，把我们的科技研究转化成生产力，这个想法我们凤麟核团队坚持了30多年。我们有一句用了20多年的口号，写在每座大楼的墙上：“发展先进核科技，让人类生活更美好”。
我们想把核科技从论文成果，变成能长期稳定运行、规模复制、持续交付的系统能力和产品；从单点突破升级为“软件—装备—材料—验证”贯通的完整体系。
《21世纪》：“做有用的科研”是你一直所强调的，如何具体理解这个“有用”?
吴宜灿：朴素地说，我理解的“有用”的标准很简单，就是能回应四个需要：国家需要、社会需要、市场需要、人类需要。
“有用”并不是反对前沿探索和基础研究。我的主张是：前沿探索要尽量立足可预见需求与关键瓶颈；即便不以短期应用为目标，也必须进入“有用账本”：要么贡献认知，要么沉淀能力，要么形成转化，只是时间尺度可以不同。
也可以换个维度理解，“有用”至少有三层。
第一，战略层有用：解决关键瓶颈与卡点，提升体系化核心能力与战略安全。
第二，产业层有用：能工程化、能交付、能规模化，更重要是能解决社会和百姓需求，产生经济价值。
第三，科学层有用：提出新机理、新方法、新工具，且可重复、可验证、可扩展，可以解决实际科学问题，推动后续研究站上更高台阶。
《21世纪》：为什么这些年在科技领域常见“有组织科研”，真正原创的科研成果却仍然较少？
吴宜灿：在实践中我们看到，有组织科研在解决重大工程与卡点上非常有效。同时，如何更好地催生原创性突破，也仍是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
结合一些实践体会，我觉得主要有三点值得关注：
第一，在组织方式上，在一些场景中，有时变成了行政化的组织，却没有按科学规律进行组织；
第二，在评价导向上，如果考核更偏短周期、脱离目标设置指标，团队就容易围绕“指标完成”来优化，而不是围绕“问题解决”来优化，过往“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就是典型表现；
第三，在创新心态上，长期跟跑形成的路径依赖，会让我们更习惯在既有赛道里追赶，而对“定义新问题、新方法”的动力与激励相对不足。
科研的意义，不只是发现世界，更是改变世界。
可控核聚变热：“资本可以加速，但不能跳级”
《21世纪》：你认为在未来能源格局中，核能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吴宜灿：核能在未来能源格局中至少可以扮演三种角色：第一，低碳、可调度的基础电力支撑；第二，支撑电气化与高负荷用能（包含AI算力中心）的可靠电源；第三，高品质工业热源（制氢、化工、冶金等）。
《21世纪》：当前AI的爆发式发展催生了巨大的电力需求，将核聚变发电推向了聚光灯下。核聚变要实现商业化发电，还有哪些关键的科学与工程难题需要攻克？
吴宜灿：聚变的商业化，不是实验上实现“点火”、突破“一千秒”“一亿度”这样的纪录；一个能商用的聚变电站，必须同时回答：能否稳定运行、能否安全可控、能否高效可维护、能否把每度电成本做下来。
总体上看，聚变目前正处在从“科学可行”走向“工程可行”的关键跨越期。因此主瓶颈更多集中在等离子体稳态运行、极端环境材料、氚燃料自持等若干关键技术挑战、工程系统集成与经济性。除了工程可行性和经济性外，也要承认各路线都还存在关键物理环节的验证不确定性。
聚变不是一次物理突破，而是一场长期系统工程。
《21世纪》：当前核聚变行业存在多条并行发展的技术路线，在其中你是否看到更具商业化潜力的路线？
吴宜灿：目前我还是建议支持“多路线竞跑”，因为聚变商业应用的不确定性很高，各路线应在统一的里程碑和标准下持续验证，而不是因为一时的热度或投入力度就过早预设答案。过去投入最大的技术路线不一定是商业化最快的。
但同时，我认为行业要第一聚焦目标：我们最终要的是商业示范和可持续发电，而不是单纯去“刷纪录”、搞宣传。第二聚焦关键共性能力和技术：核技术、材料、氚循环、超导磁体与电源、排热、控制、关键测试平台，以及标准法规路径等——这些是任何路线都绕不开的基础。
《21世纪》：近一年来国内外可控核聚变在资本市场热度高企，但技术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尚在早期。你认为这种温差中是否存在一些认知偏差？
吴宜灿：资本可以加速，但不能跳级。要对节奏保持理性，加速是相对的，跨越仍然艰难，进展不会像部分资本市场或宣传想象得那么线性、那么迅速。
资本的价值非常关键：它有助于把工程化所需的设施、人才、工程体系与供应链快速组织起来，把部分验证并行推进，显著缩短“试错的等待时间”。但资本入局并不意味着可以绕过关键物理与工程门槛，更不意味着可以跳过可靠性与可维护性所需的实际验证。
更理性的路径，是在尊重科学和商业规律的基础上，把目标拆成清晰的里程碑，分阶段验收，用耐心资本与工程组织能力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
《21世纪》：AI技术可以在核能产业发展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吴宜灿：AI与核能是互相成就的一对“硬支撑”。
AI可以让核能更安全、更高效、更可复制。如在聚变与裂变领域，AI将加速核能创新甚至颠覆性发展，使得设计更快、建造更稳、诊断更准、运维更安全；同时，也有望加速聚变新概念、新材料的颠覆性发展。
核能则为AI算力提供稳定、低碳、可预期的能源保障。
未来AI有望显著缩短先进核技术从研发到工程实现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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