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北京大葆台遗址博物馆升级为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之后，馆方将展陈方向放在深耕汉代文明主题展上。目前，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联合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带来了“文景之治——帝陵深处的盛世图景”特展,展出184套（253件）来自汉文帝霸陵和汉景帝阳陵的珍贵文物。
从陵阙构件看汉家仪范
位于北京城西南的大葆台汉墓于1974年6月开始发掘，经考证，墓主为西汉燕王(或广阳王)及其夫人。建立于公元前73年的广阳国为西汉晚期燕地诸侯国(今北京一带)。大葆台一、二号墓是目前北京地区考古发掘规模最大且十分豪华的两座汉墓，其内部结构与设置跟坐落于西安的帝陵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
经长年的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已明确，分布在西汉都城长安周边台塬之上共有11座帝陵，它们各自拥有相对独立的宏大陵区，面积2.5至50平方公里。一般由陵园、陪葬墓、陵邑三大部分组成，只有晚期帝陵不再设置陵邑。其内外部设施之复杂，内涵之丰富，处处传递出一个王朝的核心治国理念。本展基于此形成了展陈的叙事脉络。
展厅墙上一幅《西汉帝陵分布图》指明第一单元“汉家陵阙”以帝王规制作为背景，将两座陵墓中出土的陶俑、砖瓦与青铜器等文物作为叙述的具体出发点。虽然汉文帝霸陵建造在前，景帝的阳陵在后，但考古发掘是先从阳陵遗址开始的。
图源|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
1972年，在西安市渭河与泾河交汇区域，人们修建水利设施时偶然触碰到了成规制的墓地，经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初步探明为汉代阳陵刑徒墓地，由此拉开了阳陵考古发掘工程的序幕。经三代考古人员数十年的发掘与整理，已掌握了汉阳陵的建造结构与规制。它由帝陵、后陵、陵庙、陪葬墓园及阳陵邑等部分组成，简直就是西汉帝陵建造的标准化模板，从而为摸清整个西汉帝陵的位置、范围、布局、内涵提供了一整套一手物证，为揭示西汉社会发展演变提供了丰富而清晰的线索。
瓦当是建筑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构件，兼具保护木椽免受雨水侵蚀与装饰屋檐的双重功能。在阳陵出土的文物中，瓦当因标准化的规制和上面的精美文字为了解西汉时期人们的所思所想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源。
展柜中，一块刻有“千秋万岁”四字的瓦当尤为醒目，青灰色陶土上，篆书字体饱满遒劲，彰显着治国者的期许。这种泥质灰陶建筑构件具有统一的规制，均以“十”字双线界栏将瓦当面分为四个区域，每个区域各有一字，为阳文，从右起竖读。双界格线并不穿过瓦当中心，代之以一个凸起的乳钉，周围可饰连珠纹。“千秋万岁”为汉瓦当上最常见的吉语，此外“与天久长”意为与天同寿，“长生无极”表现了西汉人对长寿与美好生活的向往。
“千秋万岁”瓦当
图源|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
有瓦当必有瓦筒。展柜中的泥质灰陶瓦筒呈半圆筒状，瓦唇宽厚，瓦内侧施布纹，其余部分均为素面。筒瓦用于两板瓦之间，防止雨水下渗。另有一个奇怪的五边形平底泥质灰陶构件，细看说明，原来是一个五棱陶水管，主要用于排水，在秦汉建筑中应用相当广泛。
配合瓦当和瓦筒展出的是一组漂亮的空心砖，这也是汉代建筑构件的一大特色。泥质灰陶回纹空心砖为中空长方体，表面装饰回纹。西汉时空心砖先制作泥坯，再模印纹饰，最后烧制成形。其装饰图案丰富多样，有四神纹、菱形纹、回纹、钱纹等，主要用作建筑台阶踏步与装饰等。最吸引人的是一块白虎纹空心砖，砖面上以凸线条勾勒一对相向的白虎，虎身条纹与花斑通过深浅交错的线条强化对比。线条流畅，与云气纹交织缠绕，即便历经千年侵蚀，仍能感受到当年工匠落笔时的从容，也展现出汉代手工业的精良水准。
这些精美的灰陶建筑构件折射出整个汉阳陵葬坑群的规模，它们是仿照西汉中央官署布局的“地下朝堂”，陶俑、车马、礼器各司其职，宛如当年的朝堂威仪被完整地封存地下，待千年后的世人一窥究竟。
文景之治始于仓廪充实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中这句治世名言可以当作汉文帝刘恒理政的座右铭。
公元前195年，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于长乐宫驾崩，葬长陵。其子刘盈继位，即汉惠帝，惠帝在位七年驾崩，刘邦的妻子吕雉通过一系列手段扶持前、后少帝，临朝称制，打击诸侯王和政治上的反对派，形成了外戚专权的政治局面，直至周勃、陈平平定诸吕，推刘邦四子、代王刘恒上位，即汉文帝。
汉文帝在位23年，其施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减轻徭役，二是废除苛法。公元前178年，汉文帝二年，下诏三十税一，三分之一上交国家；公元前168年，汉文帝十二年，又下令减税，三十税一。第二是废除苛法，即位当年下令废除连坐法；废除肉刑三种，即黥刑、劓刑、刖刑。《汉书》有言：“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
盛世之基，在于养息；天下之和，源于仓廪。在“治国之道”单元，盛世的根基得以清晰呈现。天下一统之后，制定统一的历法和度量衡是秦汉时期施政的首要举措。
文景二帝在秦制的基础上发展出更为完善的度量衡制度，并以不同用途的标准器加以体现。观众可见展厅中排列整齐的青铜度量衡器，铜量器内壁刻有清晰的容量刻度。沉箭式铜漏壶标志着计时工具的进步，反映出西汉政府对于历法的重视。这些标准化器具背后隐含着使用规范与一系列配套的生产与生活举措，更可想见各级部门操作规范的齐整与监督机制的严格。这一切正是“与民休息”这一大政方针下落实经济生产全社会协调化的直接证据，既保障了社会治理的规范化，又促进了社会秩序稳定与经济发展，让“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不再是史书上的抽象文字。
陶房形仓
图源|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
一系列农业政策的成果在“盛世华章”单元得到了有力的体现。参照汉画像砖上刻画的情景，大量出土的陶俑以更加真实的方式摆放在一起，使观众仿佛踏入了汉代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展柜里，陶仓模型中“堆满”陶制谷物，颗粒分明的细节让人联想到《史记》中“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的记载；一组猪、牛、羊陶俑神态各异，憨态可掬，自然逼真，生动再现了“粟至十余钱”的富足景象。
陶羊、猪、牛
图源|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
陶仓是为贮藏粮食颗粒和经济作物种子的用具，两汉时期墓葬中常见。许多陶仓出土时里面还保存有黍、稻、粟、大豆、麻等农作物的外皮，仓外壁则以题记标明粮食的名称。
出土于汉阳陵陪葬墓园的一件陶仓呈长方体房屋造型样式，庑殿顶，顶有屋脊、筒瓦和板瓦。仓体上大下小，底部内收带高足。仓体上部屋檐下开两个长方形活动窗，中部均匀分布对称圆孔。此结构设计巧妙，高台基、斜腹壁、活动窗与通风孔的结合，兼具防潮、通风、防虫等多重功能，有效保障了粮食储存的安全。考证发现，秦汉时期，对粮仓的保卫制定了详细的明文规定。除高筑粮仓围墙、圈养狼犬看护粮仓、严闭仓门等，秦律中还有防潮、防火和防盗、防鼠雀虫害等各项细化要求。
粮食获得优质存储的同时，也需要及时的加工。碓（duì）是给谷物脱皮的工具，大约发明于西汉时期。其工作原理与杵臼相近，只是用足踏代替了手杵，不仅省力，工作效率也得到大幅提高。石磨也是粮食加工工具，最早出现于秦代，到西汉时已普遍推广至南北各地，东汉时期作为明器模型在墓中出现较多，往往与仓、灶、厕、磨、楼及家禽家畜等形成组合。
展陈中的灰绿色釉陶碓和绿釉陶磨即为例证，体现了汉代先进的粮食储存与加工技术，映射出当时民众的生产智慧与生活经验。这些陶器尽管无声，却是“文景之治”最真实的见证。汉景帝刘启是汉文帝刘恒的嫡长子，这对父子相继在位达39年，共同开创的“文景之治”首先利在农业，造福百姓。
衣食足而知荣辱
除了陶制器物之外，来自汉阳陵博物馆的各式陶俑和出土于汉霸陵遗址的金银器物，构成了展览第三单元“盛世华章”中的两大亮点。
汉阳陵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俑，不仅种类丰富，而且形象各异，神态生动。站立武士俑、行走武士俑、骑兵俑、跽坐御者俑、塑衣式彩绘侍女俑、彩绘舞蹈人俑、彩绘跽坐御者俑及彩绘动物俑等陶塑反映了汉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理念，并以当时宫廷中的武士、宦者、侍女以及象征财富的“六畜”等为蓝本，创作出的“以形写实”的艺术典范，生动再现了“文景之治”历史背景下，汉代人的仪礼规范、精神面貌和信仰。
着衣式行走铠甲武士俑
图源|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
这一部分展陈中最令人震撼的是成排站立的骑兵俑方阵。霸陵、阳陵出土的兵马俑和车马器为休养生息政策的落地筑起了坚实屏障。陶俑身上的铠甲纹路清晰可辨，手持的木制兵器虽已腐朽无存，却仍能让人遥想景帝年间平定“七国之乱”时汉军铁骑冲锋的气势。
文景时期，对外讲求慎战、不战，北和匈奴、南抚岭南、募民垦边、耕战一体，扩养苑马、秣马厉兵，基本确保了边疆的稳定，也为继任者汉武帝拓展边疆与彻底解决北方匈奴的威胁积蓄了军力。
金当卢
图源|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藏品也助力本次特展。一件西汉木手杖，长86厘米，出土于丰台区大葆台一号汉墓。汉代是推崇以孝治天下的时代，约从汉文帝开始，敬老尊老成为一种时尚，并逐渐演变为制度。这件木手杖体现了当时尊老制度中的“赐杖”制度。
鎏金熊形铜节约
图源|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
西汉鎏金熊形铜节约是一种古代马具，主要用于连接马辔头上的革带，以避免杂乱缠绕，从而实现对马的节制与约束，当然也兼具装饰功能。汉代尊崇尚武精神，熊兼具勇猛威武之姿与祥瑞之兆的特质，备受汉代人喜爱。节约因其具有连接络革带、驭马的功用，故“节制约束”为节约之名的最初含义，后逐渐衍生出“节省俭约”的意思，便是今天“节约”一词常用的含义。而鎏金镶贝鹿形铜镇则叠加了儒道两教的思想。两汉时期，人们仍席地而坐。《论语》中说：“席不正，不坐。”席子需保持平整，为避免起身或落座时折卷席角，古人在四角压上重物，这便是“席镇”，镇以鹿为形，反映了汉代人祈求福禄的渴望。
鎏金镶贝鹿形铜镇
图源|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
文景二帝陵及薄太后南陵出土的凤鸟纹龙首形金花饰、鎏金龙首铜饰、鎏金铜盖弓帽、滚金天马纹银当卢、鎏金龙首铜衡末等十分精美，有些是首次进京展出。
凤鸟纹龙首形金花饰
图源|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鎏金铜磬架。磬架底座由双龙环抱主杆蜿蜒盘旋而成。主杆为圆筒状，上端呈花瓣状，顶端合套一宽槽，槽内横置一长方体状横梁，上饰夔龙纹，梁内中空，腔内残存朽木。磬架用于悬挂磬。磬是中国古代的石质打击乐器，为“八音”中的“石”音，最早出现在先民的乐舞活动中，后来用于祭祀、典礼、宴享活动中的乐队演奏，是象征身份地位的“礼器”。汉代的礼制传承自西周，并在不断的演变中力求保留精华并发扬光大。
鎏金铜磬架
图源|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
北京在汉代的战略地位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主要外部威胁长期集中于东北部与北部边疆，而东部的海洋和西部的高原与戈壁沙漠，形成了天然地理屏障，挡住了来自这两个方向的安全威胁。因此，在古代中国的防卫格局下，长安与北京是防御北方威胁最为紧要的两大关口。北京城市文明的重要起点是西周时期始建的蓟城，至汉代，这里成为燕国（广阳国）的都城，其政治、经济与文化地位不断提升。在秦汉时期逐步形成的“汉文化圈”中，北京地区是东北部最为重要的支点与节点。
汉武帝时期设立过辽西郡，北京正是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优势，一跃成为中央王朝管辖东北地区战略核心节点的必经之地。这一战略布局不仅强化了边疆治理，更让北京成为汉文化向东延伸与传播的重要支点与通道——汉字的书写体系、儒学的思想内核等核心文明要素，沿此路径逐步传入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最终塑造了东亚“汉文化圈”的基本格局，其深远影响一直绵延至隋唐时期，成为东亚文明发展的重要底色。
北京大葆台西汉广阳王陵与千里之外的汉长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了古都北京在中华文明演进历程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本次特展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举办具有特殊的意义。
从汉家陵阙规制看到治国方略、军事力量和民生百态，这场展览用文物串联起西汉文帝和景帝时期的历史细节，让“文景之治”不再是教科书上的枯燥名词。从长安城到北京城，尽管跨越两千里山河、时隔两千载的岁月，但今天的观众同样能够感受到汉代文明博大精深的魅力。
文|王建南
编辑|史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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